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掌握海量的基础数据，具有专业化、公信力强等优势，有挖掘利用和赋能潜力。
例如，制造业比重分别于1953年和1970年开始下降的美国和日本，虽然也显现出实体经济萎缩的趋势，但总体来说便属于这种类型。在他看来，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譬如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过程，既可以产生三个产业之间生产率趋同的效应，也同时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生产率水平(西蒙·库兹涅茨,1985)。
在早期人口红利阶段，工业化与劳动力从农业向外转移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互为条件且相互促进。很显然，他们无法解释的是:中国何以能够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又不会遭遇报酬递减现象;在类似东亚和中国这样的增长模式下，生产率的进步究竟从何而来。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不再能够实质性地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起不到显著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效果。如图2所示，中国的制造业比重于1997年达到36.8%最高点之后，曾经历过降低和反弹交织的徘徊，随后在2006年36.3%的高点上再次一路降低，到2018年时仅为27.0%。然而，资本深化不能代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此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也难以持续。
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及比重下降，以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及比重提高，是改革开放时期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生产率仍然较低的农业并不一定是劳动者报酬低的产业，完全可能因价格支持和补贴政策得到保护，或者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层次。
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呈刚性增长态势，加之应对环境修复治理、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补短板等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收支矛盾较大，尤其是县级财政压力较大，财政运行风险上升。这导致公共风险扩大，最后不得不由政府财政来兜底。东部地区因较早进行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以及在教育、研发等领域的持续高投入，其第三产业保持高增长，成为其经济的主要支撑。从问卷样本数据来看，税收收入占比（税收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2016年比2015年下降，省级样本从77.6%下降到75.7%，市级样本从60.12%下降到51.67%，县级样本从69.5%下降到69.1%。
东部地区经济呈现高质量增长。分析风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来自于体制变迁中的两个没变，即改革有进展，但风险大锅饭没变，小马拉大车没变。
原因一：风险大锅饭没变。需要注意的是，应当看到财政在风险综合防治中的枢纽地位，不可能离开财政去防范化解其他领域的风险。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改革建成了激励机制，而构建风险约束（分担）机制还只是刚刚破题。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三农问题、生态环境等新增事权的制度设计，大都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并以上级决策、下级执行方式来实施，把事权层层下移，导致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有心无力。
这与经济增速下滑有一定关系。要素的市场化是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在此背景下，要从整体上认识风险的复杂性，准确把握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三者关系，提升化解风险的综合能力。第三，优化宏观政策目标，打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升级版。
其七，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扩大，金融风险隐患不可小觑。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呈现被动优化，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一产和二产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导致三产比例上升。
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均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基本持平，第三产业均呈上升趋势，且均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44%。即利益大锅饭已被打破，而风险大锅饭依然如故。
从问卷调查县级样本数据看，2015年至2017年，全国样本县GDP增速均属中高速增长，但区域分化明显，东北地区增长乏力尤显突出。从整体来分析，降低当前面临的经济社会风险，往往是以财政风险可控为条件的。小马拉大车，一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导致财力小马拉支出大车。上面点菜、下面买单和基层政府小马拉大车情况普遍。从横向区域维度来看，一些指标在地区之间表面上趋同，但实际发展质量差距较大，经济区域分化出现新特征。第二，推动政府治理改革，警惕政府自身制造风险或产生合成谬误。
因此，出现了改革进展与现有风险的复杂性和隐蔽性难以适应的情况。据财政部统计数据，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为7.4%，呈现中高速增长态势。
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出现诸多积极变化，新动能作用显现，但风险也在日趋复杂化。二是越到基层政府，其可支配财力越小，支出责任越大。
四是在各届政府之间，本届政府可以通过大量融资来搞各种建设，只享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好处，而风险却总是金蝉脱壳推给下一届政府。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统筹、协调、全面发展，社会风险也呈现多领域互相作用、更加复杂的特征。
东北地区指标也已呈回暖态势。其五，财政收入保持中高速增长，但收入质量风险不容忽视五是区分公共风险与个体风险，明晰风险责任。六是连结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通过数字技术为公共风险管理提供支撑。
一旦出现缺位、越位和错位，公共风险管理就会失效，甚至衍生出更大的风险。要避免发展的波折，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共风险管理在新发展阶段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从过去的发展经验中悟出一个道理：在一个不确定的风险世界，国家发展的确定性要靠我们不断努力去构建。目前我们在一些重大项目上，已经开始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但还没有做到对所有的决策进行公共风险评估，应当尽快实现全覆盖。
防范风险的目标是避免危机，不是处置危机，两者性质是不同的。平常说的制度成本，其实质就是制度缺陷引发公共风险而导致的各种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
而风险是不确定性的，属于未然的问题，有产生潜在损害的可能性。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应纳入十四五规划当中 实现第二个百年发展目标，十四五是关键的五年，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刻不容缓。要分清不同主体的风险责任，防止道德风险和风险防范中的相互依赖。例如，银行面对风险，必须有拨备。
在小小的病毒面前，原有的秩序不堪一击，疫情这种防控难度很大的公共风险转化为巨额成本，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严峻挑战。一般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已然的、确定性的，解决了已然的问题，不等于可以防范风险。
2020年年初暴发，至今仍在全球扩散的新冠疫情就证明了整体不确定性在强化，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全球治理陷入混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剧。人类社会进入到了风险社会时代。
公共风险越大，国家发展的成本越高。宇宙学家霍金说，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
